样决斗而死。我们还把这些傻话写在硬卡纸上，她们让我在后院里找个地方埋起来，仿佛这样就能长出一个安德烈·博尔孔斯基。

他们都说这两年经济不景气，可改革却多得像秋天时候地上的叶子。尽管在我们家眼里，经济从没景气过。斯米尔诺夫先生还是会来送些吃的，我已经长高了，但每当我站在门框边上给他开门时，总让我想到十岁时母亲带我们去看魔术表演的那一天——那种心脏都要从嗓子里跳出来的期待！我不太和斯米尔诺夫先生说话，但我看着他一天一天瘦下去，心里很难过。有那么几次，我很想让他不用来了，可我知道他八成不会答应，而且谁也说不好我们和他之间哪个更需要这些食品。有一回我从索夫娅家里回来，手里拿着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跑回去，正好撞上他。斯米尔诺夫先生冲我招了招手，他说：“怎么跑得那样快，柳达？”他还把我当小孩子呢！我光顾着咯咯笑，没回答他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全是小说里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·罗斯托娃跳舞那段，我没见过那场面，但那瞬间一切都真得很，舞池里的烛火仿佛都要烧到我头发上了。我跑啊、跑啊，跑得两颊红彤彤的，好像我一旦停下来，这个世界就会消失似的。

04

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有一天，早晨那会儿，我和这栋房子里其他几户人家挤在一起看电视上的《芭蕾湖》；中午十一点，有传闻说莫斯科的人集会在一起，坦克炮塔上站着鲍里斯·叶利钦。过了会儿，马林斯基广场上的人也聚了起来。我没去，我父亲坐在电视机前面，脸色灰白，呆得像一座石像。我没搞懂那几天是怎么回事，我只记得电视机上绵延的三色旗、燃烧的汽车和几个词：“亚历山大·鲁茨科伊”，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”。又过了两天，我生活的土地从“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”变成了“俄罗斯联邦”。

那之后的一阵子，白天我在纺织厂做工人，晚上我去酒吧，跳舞、歌唱，有时也看书。我觉得有些东西不一样了，我们不再尊重诗人和教授，百万富翁的头像印在公路广告牌上，取代了红色的苏维埃镰刀。只有斯米尔诺夫先生还是老样子，他上班、教书、阅读，仿佛活在十九世纪的照片里头。我花了太多钱在化妆品和牛仔裙上，在忍受了半个月的劣质勾兑白酒以后，我把手伸向了售货店里摆着的上等香槟。意料之中的是，我被店员抓住了；斯米尔诺夫先生也在，这倒是意料之外。